些，颧骨更显，下颌线条却愈发清晰，仿佛一尊被雨水冲刷过的石像，棱角处泛着冷硬的青白。
“你行李里，可有《萌芽》的中译本？”他开口，声音比从前低沉，略带沙哑，却依旧轻快如初。
我怔住，下意识摇头。他点点头，没再追问，只迈步走近，杖尖在湿漉漉的地砖上敲出笃、笃两声。“左拉写矿工，你写矿工；他写法国煤层下的窒息，你写开平煤矿塌方时的哭喊——文学的根须，原就扎在同一条地脉里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掠过我箱角露出的一截《生理学》书脊，“只是……你预备把这具身体也一同运回中国去么？”
我一时语塞。他忽然笑了，那笑意却未达眼底，只在唇角浮起一道极淡的弧线。“莫慌。我不是查你行囊。”他抬起左手，轻轻按在我右肩上，力道很轻，却让我想起他当年在校订《动物庄园》清样时，曾这样拍过助教的肩，“只是提醒你一句：人若总盯着远方的山，便容易踩空脚下的坑。你箱子底下压着的那封信，墨迹未干，邮戳是昨天下午三点十七分——寄信人怕你走得太急，来不及拆。”
我心头一跳，猛地低头翻检箱盖内衬——果然，一封薄信静静躺在夹层里，火漆印完好无损，只是封口处微微翘起一道细缝。我竟全然不察。
“他没署名，但用了你家乡绍兴的竹纸，浆糊里掺了松脂。”他声音很轻，几乎被远处驶来的列车轰鸣吞没，“松脂味太重，熏得人眼睛发酸。我闻了二十年，不会错。”
列车进站时喷出大团白汽，雾气蒸腾中，他退后半步，从大衣内袋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递过来。“不是给你的。是给你那位在南京矿路学堂的老师——周树人先生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直视着我，“请转交时，务必告诉他：那支手杖里的子弹，从未打算射向活人。它只是一枚标本，封存着某种‘必然’的切片。”
我伸手欲接，他却忽地侧身避开，将信封塞进我箱盖缝隙里。“别现在看。等轮船驶过直布罗陀海峡，再打开。那时风够硬，能吹散纸上的潮气，也吹得散一些不该留的念头。”
汽笛长鸣。他微微颔首，转身离去，驼毛大衣下摆在风中翻飞如翼。我望着他背影融入灰白雾气，忽然记起他讲福楼拜时说过的话：“真正的现实主义，不是描摹眼睛所见，而是凿开表皮，看见血管里奔涌的暗流。”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他早知我会走，正如他早知自己无法久留于索邦的讲台——有些离别，早在第一堂课铃响前就已写进命运的批注里。
十日后，我登上开往上海的“阿基米德号”邮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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