莱昂纳尔和苏菲回到自己的包厢，关上门，稍微隔绝了一些车轮的噪音。
苏菲转身看向莱昂纳尔，轻声问：“莱昂，你创造这个故事时，认为波洛应该怎么选？”
莱昂纳尔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望着窗外飞掠而过...
巴黎的冬天向来是阴郁的，尤其当梧桐叶落尽之后，塞纳河上浮起一层灰白雾气，像一块浸了水的旧绒布，沉甸甸地压在石桥与船坞之间。我离开笛卡尔街那间终日飘着洋葱味的公寓时，天正下着细密冷雨，雨丝斜斜地刺进脖颈，凉得人一激灵。房东太太站在门廊下，手里攥着一方褪色的蓝手帕，欲言又止，只将三块硬邦邦的奶酪用油纸包好递给我——她说这是“最后一点体面”，怕我路上饿着。我道了谢，接过那包微温的乳酪，却没敢看她眼睛。她眼角的皱纹里嵌着一种我读不懂的怜惜，仿佛我并非启程归国，而是被押赴刑场。
火车票是前一日托索邦医学院一位爱尔兰籍解剖学讲师代购的。他听我说要回中国，竟从皮夹里抽出一张泛黄的明信片，背面印着都柏林湾的雾霭，正面字迹潦草：“1897年夏，莱昂纳尔在格拉斯哥码头喝醉后写的，说他梦见自己在长江上教中国人写十四行诗——你若见着他，替我问他：那诗押的是平声还是仄声？”我笑着收下，却没告诉他，我已许久未见过莱昂纳尔·索雷尔了。
自去年深秋那场告别之后，他再未踏足医学院预科班的教室。我后来才听说，他辞去了文学院的教职，理由是“须为一部尚未落笔的小说腾出整段光阴”。校方挽留甚力，连校长本人都亲自登门，却只在他维尔讷夫别墅的门前站了十五分钟便折返——门虚掩着，门缝里漏出一段肖邦夜曲的琴声，断续、低沉，像一根绷到极限的钢弦，在寂静中微微震颤。次日，索邦公告栏贴出告示：莱昂纳尔·索雷尔教授因健康原因暂离讲坛，所授课程由让·杜邦副教授接替。没人提“中枪”二字，可我分明记得那天午后，他左肋下方雪白衬衫上那一小片迅速洇开的暗红，像一朵猝然绽放的彼岸花，艳得惊心。
我是在蒙日广场站台遇见他的。那日风大，吹得电车铁架嗡嗡作响，我拖着一只磨破了边的柳条箱，里面塞着六本法文医书、两套严译《天演论》残卷、还有一叠未曾装订的笔记——那些被红笔密密批注的纸页早已干透，可指尖抚过字痕时，仍觉灼烫。忽然听见一声轻咳，极短促，却像一把小刀划开了风声。我抬头，他正倚在月台尽头的铸铁灯柱旁，左手拄杖，右手插在驼毛大衣口袋里，单片眼镜在阴天里泛着哑光。他瘦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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