悄悄缝了道暗红镶边——是索雷尔先生照片背后“戒烟”二字的朱砂色。讲课时，我照例先问学生：“诸位可知，福楼拜为何写《包法利夫人》？”无人应答。我踱至窗边，推开糊着高丽纸的木棂，让秦淮河的风灌进来，吹动讲义纸页哗哗作响。
“他写，”我声音很轻，却字字钉入寂静，“因为看见一个女人吞砒霜时，手指还在整理裙褶的蕾丝。”
台下有人窃笑。我未制止，只将粉笔折成两截，蘸水在黑板上画了只歪斜的鸭子——正是我笔记里那只，也是索雷尔先生认出的秦淮绿头鸭。粉笔灰簌簌落下，像初雪覆盖未愈的冻土。
后来我在《警钟日报》副刊开专栏，署名“越山”。首篇《论小说之医道》，开篇即引索雷尔先生手札：“最凶险的病，常披着‘理所当然’的袍子。”编辑删去后半段，我提笔补上：“譬如：‘科举废除，读书人便该学西学’——此袍下，是翰林院藏书楼被搬空时，老吏跪在尘埃里，用舌尖舔净古籍封面上的霉斑。”
文章刊出那夜，我独坐灯下，取出严译《社会通诠》，翻至索雷尔所赠页码。书页间果然夹着那张丁香花枝标本，早已褪成淡紫，脉络却纤毫毕现。我对着灯举起，花影投在墙上，竟如一幅微型地图——主茎是塞纳河，分岔处是蒙日广场与先贤祠，而最细的末梢，弯弯绕绕，直指南京城南那棵老槐树。
槐树犹在。去年归省，我携幼弟重游秦淮。他指着河上鸭群嚷：“哥，鸭子在唱歌！”我蹲下来，掬一捧水，让他看水中倒影：两个晃动的人形，头顶却浮着索邦圆顶的虚影。他不解，我笑着摇头，只将他小手按在冰凉的石栏上，感受河水奔流震颤——那震颤顺着指骨传入血脉，竟与当年在索邦听他讲福楼拜时，心口那阵突突跳动，分毫不差。
昨夜整理旧物，翻出一只锈蚀铁盒。打开，里面静静躺着半截铅笔——是他某次课后塞给我的，说“写错比不写好”。笔杆上刻着极浅的法文：“Pas de lumière sans ombre.”（无光不生影）。我摩挲良久，忽然想起他研究室窗台上那盆枯死的迷迭香。我走前，他曾指着它说：“你看，它死了，可香气还在。文学亦如此——作者肉身会朽，但当他写下一个真字，那字便成了活物，自己学会呼吸。”
今晨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来函，邀我主编一套“新文学译丛”。我提笔回信，只写一行：“首册拟译《动物庄园》，译者署名后，请添小字：‘献给一位教我如何掐灭未燃之烟的先生。’”
搁笔时，窗外玉兰正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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