鹅，我认得——那是南京城南秦淮河上常见的绿头鸭。明年春，我拟译《老卫兵》新注本，拟增一章‘鸭鸣与钟声’，专述东方少年听西风时，耳中回响的故园水声。盼君赐教。”
信纸边缘，一行极细的小字几乎被墨晕染没：“附：烟盒已空。今晨以钢笔代烟，写此信时，右手食指微颤。无妨。火种不在指间，在眼底。”
我攥着信纸的手慢慢松开，窗外电车正驶过卢森堡公园。冬日的喷泉早已停摆，大理石仙女雕像裙裾凝着水珠，像无数未落下的泪。我忽然想起初入索邦那日，她也站在这里，单片眼镜后目光扫过人群，最后落在我身上——不是因我辫子未散，亦非因我制服笔挺，而是我正仰头数圆顶上第三排浮雕的云纹数量。她当时笑了，向助教低语一句，后来助教告诉我：“梭勒先生说，数云纹的人，心里装着比云更轻的东西，也比云更韧。”
船离港那日，我站在甲板上，看巴黎渐成灰线。海风卷走最后一片梧桐叶，它打着旋儿坠入浊浪，却在我瞳孔里浮沉良久。舱内有人放留声机，唱的是古诺《浮士德》选段：“啊，多么美丽的黄昏！”——那声音被海风撕扯得断续，倒更像一声声叹息。
归途漫长。苏伊士运河的浪头高得吓人，船身倾斜时，我扑向行李箱去护那本笔记，指甲在樟木箱盖上刮出四道白痕。水漫进来时，先是凉，继而腥咸，最后竟泛起一丝甜气，像腐烂的蜜桃。我徒劳地用身体堵住缝隙，看墨迹在纸上泅开，巴尔扎克的名字化作一滩蓝雾，左拉的《萌芽》标题蜷曲如垂死蚯蚓，而索雷尔先生密密麻麻的批注，正一寸寸沉入浑浊——最痛的并非文字消逝，而是那些红字在我脑中愈发清晰：他圈出我误译的“désir”（欲望），旁注“此处非情欲，乃生命对自身重量的惊觉”；他删去我妄加的“殖民者必然堕落”，添上“堕落从不需理由，只需默许”；他在我写“中国矿工麻木”处狠狠划杠，批道：“麻木是强加的形容词，他们只是太累，累到连愤怒都要省着用。”
箱子捞上来时，霉斑已爬上书脊，像一片微型沼泽。我跪在甲板上，用匕首刮掉最厚的霉层，刀尖撬开硬壳，露出底下尚存轮廓的字迹。就在此时，海面跃起一条银鳞大鱼，尾鳍劈开浪花，溅起的水珠里，我竟瞥见索雷尔先生站在维尔讷夫别墅的露台上，正朝我举杯——当然只是幻影。可那杯中液体在夕照下泛着琥珀光，分明是热茶，而非他惯饮的苦艾酒。
抵沪后，我辗转至南京，在两江师范学堂谋了份教职。初登讲台那日，我特意穿了件深灰长衫，袖口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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