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，站台广播员用含混的法语报着站名，声音被铁皮车厢震得发颤。远处钟楼敲了三响，余音未散，列车便缓缓启动，碾过冻硬的枕木，发出沉闷而执拗的“咔哒”声。
我忽然想起初见他时，他拄着手杖走进教室，左眼单片眼镜在顶灯下闪了一瞬，像一枚被抛入深潭的银币，倏忽即逝，却让整个水面都晃动起来。
火车驶离巴黎，田野在窗外退成灰绿色的条带。我掏出随身小本，想记下什么，笔尖悬在纸上，却迟迟未落。风从车窗缝隙钻进来，翻动纸页，吹得我额前碎发乱舞。邻座一位戴圆框眼镜的老妇人正用钩针织一条灰蓝围巾，毛线团在她膝上轻轻滚动，像一颗安静的心脏。
我终究没写字。只是闭上眼，听见车轮与铁轨永不止歇的撞击声——那节奏，竟与索邦医学院解剖室里，教授用探针轻叩人体股骨时发出的“笃、笃、笃”声，分毫不差。
三天后，我踏上马赛港码头。
海风咸涩刺骨，卷着碎雪扑在脸上。码头工人赤裸的手臂上青筋暴起，正用滑轮吊起一箱箱印着“上海英美烟草公司”字样的铁盒。几个穿短打的华工蹲在货堆阴影里啃硬面包，见我走近，其中一人抬头，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，又迅速垂下，喉结上下一滚，咽下最后一口干噎的麦粒。
我找到“高卢号”停泊的七号泊位。船体漆皮斑驳，烟囱上积着陈年煤灰，甲板边缘结着暗红锈迹，像干涸的血痂。登船时，水手叼着烟斗验看船票，目光扫过我学生装束，鼻腔里哼出一声：“又是回去救国的？”我没答，只将行李交给搬运工。那人咧嘴一笑，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：“放心，三等舱不漏雨——除非赶上西北风，那水就顺着楼梯缝往上冒，跟尿似的。”
他话音未落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阵骚动。几名穿深蓝制服的宪兵押着一个男人穿过人群，那人手脚皆被麻绳捆缚，头发剃得极短，露出青白头皮，左颊有道新鲜鞭痕，血痂尚未凝固。他脚步踉跄，却始终昂着头，目光扫过四周，竟在我脸上顿了半秒——那眼神没有哀求，没有怨毒，只有一种近乎透明的疲惫，仿佛已将生死二字嚼烂咽下，连渣都不剩。
宪兵推搡着他上了另一艘船，船身漆着“阿尔及尔邮政”字样。我听见其中一人用法语嘟囔：“……德雷福斯派的余党，昨夜在克利希街烧了陆军部征兵告示。这回判得轻，只流放凯比尔港。”
我怔在原地，直到搬运工催促才登上“高卢号”。舱室低矮，八张双层铺位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间里，空气混杂着汗味、煤油与劣质肥皂的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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