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半截——后来才知是去年抄录《新民丛报》被巡捕房打断的。他见我驻足,抬头一笑,将刚写的诗撕下递来:“先生看看,这算不算‘妖言’?”纸上是四句:
“煤屑铺成黄金道,
矿灯照见鬼火飘。
洋人坐轿我抬轿,
谁说骡马不姓赵?”
我心头轰然一震。这韵脚、这意象、这藏在俚俗里的锋刃,竟与梭勒先生讲福楼拜时反复强调的“以日常泥土塑神像”的笔法如出一辙。我问他诗题何名。少年挠挠头:“还没想好。要不叫《矿灯》?”我摇头,从衣袋掏出那枚铜书签,在掌心掂了掂,递过去:“叫《慎思》罢。”
他接过书签,对着天光细看,忽然问:“先生从巴黎来?”我颔首。他眼睛一亮:“听说那边有个洋先生,骂皇帝像骂自家厨子?”我失笑:“他连拿破仑都敢比作‘穿军装的戏子’。”少年立刻拍腿:“妙!那我下首诗就写拿破仑——写他靴子上的泥,比咱们绍兴酒坛里的霉还厚!”
此后半月,我日日去学堂。不讲课,只带他们读:读严译《天演论》里“物竞天择”的狠劲,读林纾译《吟边燕语》中哈姆雷特独白的呜咽,更读梭勒先生寄来的三封信——不,准确说,是两封半。第一封是法文,附着《动物庄园》英译本目录,他用红笔在“第七章”旁批:“注意驴子本杰明的沉默——它不是不懂,是拒绝加入任何合唱。”第二封夹着《现代生活》杂志剪报,是左拉逝世周年纪念专刊,他在“德雷福斯案”标题旁画了个箭头,指向角落一篇小文《犹太人的眼泪与工人的汗珠》,文末署名竟是雷蒙师傅。第三封信封空空如也,只有一张素描:索邦圆顶下,一个穿长衫的东方青年背影,仰头望着穹顶壁画,壁画上天使翅膀的羽毛,根根分明,竟用中国工笔的游丝描法勾勒。
五月榴花开得最盛时,学堂来了个西洋传教士,带着留声机与《圣经》宣讲团。他当众播放一段男高音咏叹调,称此乃“上帝赐予人类最纯净的和谐”。散场后,我领着那群少年蹲在礼堂后台,用废弃的电话线、空铁皮罐与旧钟表发条,捣鼓出一台“噪音机器”。翌日传教士再来,机器突然嘶鸣——那是汽笛、矿镐撞击声、黄包车轴吱呀、还有少年们齐声吼出的绍兴童谣《摇啊摇》混成的混沌交响。传教士面如死灰,而台下学生拍烂了手掌。
当晚,我收拾行囊欲返上海。少年们默默跟到渡口,领头者递来一只粗陶罐,掀开盖子,里面是半罐暗红酱汁,浮着星星点点的姜末。“家母做的醉蟹酱,”他说,“螃蟹横着走,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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