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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攥着书签回房，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久久不动。窗外雨丝斜织，打在瓦檐上，一声一声，像当年笛卡尔街公寓里滴漏的洋葱汤锅。我忽然记起离开巴黎前最后一课，梭勒先生讲波德莱尔《恶之花》，说到“诗人是云中的天鹅，也是泥里的蚯蚓”，他忽然停顿，目光扫过教室后排几个法国学生交头接耳的脑袋，然后落在我身上，轻轻一笑：“但最危险的，是那些自以为站在光里，却把影子投向别人眼睛的人。”
那日放学，我追到索邦后门梧桐道上，欲问那书签何意。他正与一个穿灰布工装的男人说话，那人袖口磨得发亮，手里拎着一只铁皮饭盒。见我走近，梭勒先生拍拍工人肩膀，转向我：“你来得正好。这位是雷蒙师傅，巴黎地铁第三标段的铆工组长。他昨天告诉我，他们在圣日耳曼大道底下掘进时，挖出一块十七世纪的石碑，上面刻着‘此处曾为伏尔泰散步之所’。可你知道吗？”他顿了顿，单片眼镜后的左眼眯起，“雷蒙师傅说，石碑背面，有人用粉笔写了两行字——‘伏尔泰走过的路，我们每天要走八趟’，‘他的光，照不暖我们的手’。”
我怔住。雷蒙师傅咧嘴笑了，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，打开饭盒，里面是黑面包、奶酪和一小块腌鲱鱼。“先生总说，”他指着梭勒，“文学不是给教堂挂的彩窗，是给车间装的电灯。”说完朝我点点头，转身走远，铁皮盒在腰间晃荡，叮当作响。
此刻我捏着那枚书签，指腹摩挲着“慎思”二字凹凸的刻痕，忽觉这字迹竟与梭勒先生批改我笔记时的红字笔锋惊人相似——不是印刷体，不是钢笔速写，而是用刀尖慢刻，一笔一划，力透铜背。
次日清晨，我雇了辆黄包车直奔绍兴府中学堂。这学堂原是沈复故居改建，假山池沼尚存，但廊柱漆皮剥落，西式玻璃窗糊着厚纸。我径直闯进教务处，将《动物庄园》往桌上一放，翻开扉页，指着那句“猪不是生来就该骑在驴背上”，问主任：“您觉得，这书若印成中文，在贵校课堂上讲，算不算离经叛道？”
主任是个戴圆框眼镜的旧派学究，捻着胡须翻了两页，脸色渐青，最后啪地合上书：“荒唐！岂有此理！猪驴之喻，分明影射纲常！”他忽又压低声音，“不过……前日省里下来查办‘妖言惑众’的案子，倒听说杭州有个教员，因在课堂讲《鲁滨逊漂流记》里黑人星期五的来历，被学生家长告上公堂，说他‘煽动夷夏之辨’……”
我默然退出，走过学堂后院，见一群少年正蹲在石榴树下用炭条写诗。为首者约莫十六七岁，眉骨高耸，右手小指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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