酱是直着流的。”我接过，指尖沾了酱汁，咸鲜微辣，直冲鼻腔。他忽然压低声音：“先生，梭勒先生上月给《浙江潮》投了篇稿，讲‘文学之毒’——说真正的好文章，必带三分砒霜，七分蜜糖。编辑不敢登，退回来了。”他从怀里掏出叠得方正的稿纸，“我抄了一份。”
我借着船头昏黄的马灯展开，第一页便是梭勒先生的手迹影印——法文原文旁，密密麻麻全是中文批注，字迹与书签上“慎思”如出一辙。其中一段写道：“中国学生问我，为何不写《红楼梦》式的家族史诗？我答：曹雪芹写的是正在坍塌的朱门，而你们今日要写的，是推倒断墙后第一块砖如何垒起。砖缝里钻出的草，比牡丹更值得写。”
船离岸时，少年们齐唱起新编的《矿灯谣》，调子跑得厉害，却越唱越响。我立在船尾，见那枚铜书签在酱罐口沿折射出一点寒星似的光，忽然想起离开巴黎前夜，梭勒先生送我至蒙日广场地铁站。站台冷白灯光下，他忽然解下自己颈间那条暗红格纹围巾，不由分说裹住我的脖子：“法兰西的冬天，风从塞纳河底刮上来，可中国的风，该有它自己的温度。”围巾上还带着他体温与淡淡的雪松香。我那时低头，看见他左腕露出半截旧伤疤——狭长、淡白，像一道愈合多年的闪电。
此刻黄浦江风卷着水汽扑面而来，我解开围巾一角，就着月光细看，那伤疤竟与铜书签边缘的刻痕走向完全一致。
回到上海，我赁下虹口一条弄堂的阁楼。楼下是印刷作坊，终日油墨与松节油气味弥漫。我将《动物庄园》逐字迻译，译至“所有动物一律平等，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”时，窗外恰有巡捕房马队驰过，皮鞭抽在石板路上，脆响如裂帛。我搁下笔，取出那本残存的笔记——箱中其余书稿虽霉烂，唯独这册笔记因用油纸层层包裹，竟奇迹般保存完好。翻开扉页，红笔批注如血未干：“真正的启蒙，不是点燃火炬，而是教会人如何在无光处辨认燧石。”
六月酷暑，我译稿过半。某日午睡惊醒，发现窗台上多了一只青瓷小瓶，插着三支晚香玉——花瓣洁白，香气浓得几乎凝成实质，在闷热空气里沉甸甸地浮动。瓶底压着张素笺，无署名，只画了一头歪嘴小猪，猪耳朵上别着朵小小的、将谢未谢的石榴花。
我捧瓶起身，推开吱呀作响的木窗。弄堂对面屋顶上，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正俯身修剪天竺葵，听见响动回头一笑，阳光落在他镜片上，瞬间耀出两点刺目的白。他举起手，食指与中指并拢，像持着一支无形的笔，在空中缓缓写下两个字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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