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书，里面只有一句：“速归，父病笃。”
父亲病笃。可我没回。
不是不孝。是我忽然想起索雷尔先生某次课后闲谈：“人总以为离乡是为逃命，其实常是为躲一个更难面对的人——他自己。”
我躲的，正是那个在笔记里偷偷将“爱玛的悲剧”改写成“所有未被命名的女性之死”的自己。
三月十二日，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北站月台，铁轨在薄雾中伸向模糊的尽头。没有送行者。连房东太太也只是隔着公寓铁门朝我挥了挥手，围裙上还沾着今早熬洋葱汤的褐渍。火车喷出第一口白气时，我摸了摸衣袋——那里有张硬质卡片，是索雷尔先生托助教转交的，没署名，只印着索邦文学院图书馆的藏书卡格式，正面是手写体法文：“Le Roi Lear, traduction par Sorel, 1901”（李尔王，索雷尔译，1901年），背面是他熟悉的斜体字：“第17页，第三段，划线处。勿忘‘疯子说真话’。”
我翻开随身带的旧版《李尔王》——是严复译本《老卫兵》附录里提过的一册，原以为只是索雷尔随手写的玩笑。可当我翻至第十七页，果然见一行淡蓝铅笔细线，自“暴风雨中的李尔”一句起，横贯整段：
> “……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、无缚鸡之力的、被遗弃的、被嘲弄的老傻瓜！”
铅笔线末端，另有一小行极细的字，像是后来补上的：
> “——而你，正站在风暴眼外，却以为自己是风暴本身。”
我喉头一哽，几乎站立不住。那字迹如此熟悉，比他批改笔记的红字更锋利，比他讲课时轻快的声调更沉实。这不是训诫，是剖开——剖开我自以为是的悲愤，剖开我以“救国”为名的逃避，剖开我躲在文学批评背后、不敢直视现实的怯懦。
火车呜咽启动。我攥着那张卡片，指节发白。窗外梧桐枝杈刮过玻璃，发出枯枝折断般的脆响。忽然，一个念头如冰锥刺入脑海：他早知道我要走？不，他早知道我会这样走——带着被修改过的笔记、被赠予的译本、被点破的虚妄，像个被剥去戏服的伶人，赤脚踩在异国的碎石路上。
翌日清晨，我在勒阿弗尔港登船。海风咸腥刺骨，吹得人睁不开眼。码头工人赤膊扛着麻包，脊背沟壑纵横如犁过的田垄；法国水手叼着烟斗，用俚语大声吆喝，烟雾混着柴油味钻进鼻腔。我缩在甲板角落，裹紧那件肘部磨亮的旧外套——竟与索雷尔先生当年在十一区阁楼所穿的，如出一辙。
船离港时，我掏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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