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正教的追荐亡魂礼持续了大约半小时。
最后，瓦西里耶夫神父将圣水洒在灵柩上，然后宣布：“愿主的仆人伊凡安息。阿门。”
“阿门。”俄国人齐声回应。
仪式结束了。工作人员开始关闭车厢门，...
巴黎的秋雨下得又细又密，仿佛整座城都被裹进一层灰蒙蒙的雾绡里。塞纳河面浮着薄薄水汽，游船停了，桥上的行人也稀疏起来，只有梧桐叶在风里翻出枯黄的底面，像无数只疲倦的手，在低空缓缓招摇。
我站在笛卡尔街那栋灰楼的窗前，手里捏着一封刚拆开的信。信封是素白硬纸，没有火漆印，只用一枚深蓝蜡封，上面压着一枚小小的、边缘微钝的银质徽章——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，双翼舒展，羽尖却微微向下垂着，仿佛飞得久了，也终于倦了。这是索雷尔先生惯用的私印，我在他研究室里见过无数次：钉在稿纸右上角，盖在批注末尾，有时还悄悄压在借给我的书页夹层里，像一句没出口的叮咛。
信纸是厚实的象牙色手工纸，字迹依旧清峻而略带斜势，墨色浓淡相宜，仿佛写时手腕极稳，心却未全然平静：
> “致我亲爱的同路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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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你走后第三日，我重读了你留在研究室抽屉里的那本《生理学》笔记——不是为校订，而是为辨认。你抄录的‘肾小管重吸收’一节边空白处，用铅笔画了一株细瘦的竹子，根须扎进‘Na⁺-K⁺泵’的图解里，竹节处标着‘气’字。我竟看了许久，才想起中国古语有‘气化水液’之说。原来你早把医理与文心，悄悄缝在了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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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巴黎近来颇不安宁。德雷福斯案虽已定谳，但报纸仍在撕扯——左派骂司法不公，右派斥犹太通敌，连《费加罗报》的社论都分作两栏，一栏印着‘正义终将降临’，另一栏却印着‘法兰西不容背叛’。人群在街头举着标语，喊声震得索邦圆顶上的铜鸽都在抖。我昨日去先贤祠献花，见伏尔泰棺椁前新添了一束干枯的勿忘我，花梗上系着一张纸条，只写：‘他们审判一个人，却想埋葬整个理性。’署名处是一枚小小的铅笔印，像被擦过三次，又重新按下去的。
>
> 我亦非全然置身事外。上月内阁邀我赴爱丽舍宫，商议‘国家文化顾问委员会’之事。他们想要一份名单，列出‘值得资助的青年作家’与‘需警惕的思想倾向’。我推说手杖坏了，需去修——那支手杖，你记得罢？乌木柄，黄铜包头，内藏一发子弹。我并未取出它，只是把它搁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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