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介意，这回才悟出那大写也在讥刺我了，犹言我得了梭勒先生的偏爱。
我不好将这事告知梭勒先生，恐他起忿；但有几个和我相识的同学也很不平，一同去诘责教务的无礼，并且要求他们将怀疑的证据拿出来。
终于这流言消灭了，教务却又竭力运动，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。结末是我便将这满是道德教训的信退还了他们。
中国是弱国，所以中国人当然是愚昧的，分数能及格，便不是自己的本事了：也无怪他们疑惑。但我接着便有参观羞辱弱国人的命运了。
有一回梭勒先生讲到殖民文学，带了几张《小巴黎人报》的画报来，上面印着非洲土人喝咖啡、穿西装之类的漫画。班里几个学生便笑起来，有一个回头瞥我一眼，像是在看画报上那些土人的同类。
“野蛮人喝咖啡便也还是野蛮人。”有人低声说。
这种低语，是每看一张都有的，但在我，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。此后回到中国来，我看见那些租界里趾高气扬的外国人，他们又何尝不带着这样的眼神看中国人，——呜呼，无法可想！
但在那时那地，却从S城寄了一封信来，是母亲央我回乡。
到第一学期的终结，我便去寻梭勒先生，告诉他我将不多听文学课了，并且将离开法国，离开巴黎。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惊讶，似乎想说话，但竟没有说。
“我想回中国也可继续学文艺，用先生教给我的眼光。要医中国人的病不在身体，在精神。”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文艺，因为看得他有些怅然，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。
“为医学这些实务学的知识，于文艺也有些帮助的。”他想了想说，“柯南·道尔、契诃夫便都是学医，一样写得很好。”
将走的前几天，他叫我到他家里去——那是在维尔讷夫的一栋别墅，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文字的书，中文的竟也有十几种，严译的《老卫兵》就在最显眼处。
他交给我一张照片，是他在索邦圆顶下的半身像，后面写着：“戒烟”，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。
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；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，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。
我离开巴黎之后，就多年没有照过相，又因为状况也无聊，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，便连信也怕敢写了。
经过的年月一多，话更无从说起，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，却又难以下笔，这样的一直到现在，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。
从他那一面看起来，是一去之后，杳无消息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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