语病，也都一一订正。
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：现实主义、自然主义、以及他称之为“清醒的浪漫主义”的那些作品。
可惜我那时法文到底不够好，有时听得糊涂。还记得有一回梭勒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，翻出我那笔记上的一段来，是他讲福楼拜《情感教育》的话，指着，向我和蔼地说道：
“你看，你将这个人物的动机理解得偏了。——自然，这样想，的确更有些悲剧意味，然而小说人物不是傀儡，他有自己的逻辑，我们不好随意替他添些心思。
现在我给你改写了这几句，以后你要多注意上下文。”
但是我还不服气，口头答应着，心里却想道：
“理解还是我的深刻；至于作者的用意，我自然还是知道的。”
学期中间有一次小考之后，我便去卢森堡公园散了半天步，回来时成绩早已公布了，同学三十余人之中，我在中下，不过是没有不及格。
这回梭勒先生所担任的功课，是左拉与自然主义。
讲到左拉的《萌芽》那一日，他又叫我去了，很高兴地，仍用了那轻快的声调对我说道：
“我因为听说你先前学的是矿务，左拉先生的《萌芽》，便是受矿工苦痛生活的启发。你有空可与中国矿工的生活作比，也好知道文学的脉络是相通。”
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。他不仅知道中国有科举，而且了解得很详细，有次问我八股文作得怎么样，我只好说自己连秀才也未曾得中。
又同我说中国的读书人变成怎样的迂腐，末了鼓励道，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。”
有一天，同班的法国学生到我寓里来了，要借我的笔记看。我检出来交给他们，却只翻检了一通，并没有带走。但他们一走，门房就交给我一封很厚的信，拆开看时，第一句是：
“你改悔罢！”
这是《新约》上的句子罢，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。其时值左拉先生逝世未久，德雷福斯案余波又起，巴黎报纸上天天争论。
其次的话，大略是说上次小考的题目，是梭勒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的，我因为预先知道，所以竟能及格。末尾是匿名。
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。因为要办沙龙，教务便在布告栏写通知，末一句是“如热爱文学，务必到场”，而且将“热爱”用了大写强调。
我当时虽然觉到大写得可笑，但是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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