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
但不知怎地，我总还时时记起他，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给我鼓励的一个。
有时我常常想：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诲，小而言之，是为中国，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文艺；大而言之，是为人类，就是希望清醒的勇气能传到各处去。
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，虽然他的姓名在中国只被识西学的所知道。
他所改正的笔记，我曾经订成一厚册，收藏着的，将作为永久的纪念。不幸回国时过苏伊士运河，中途遇着风浪，箱子进了水，许多书稿都霉烂了，恰巧这笔记也损毁在内了。
责成轮船公司去查，寂无回信。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，书桌对面。每当夜间疲倦，正想偷懒时，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温和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说出轻快却有力的话来，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，而且增加勇气了。
于是掐掉手里的烟，再继续写些为“正人君子”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。
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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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
①文中“梭勒”为法语姓氏Sorel的音译，在严复等早期译介中常作此译，现在通译为“索雷尔”。莱昂纳尔·索雷尔曾于1902年短暂在索邦文学院任教一年。
②作者于1902年1月毕业于南京矿路学堂，成绩优异获公费留日资格，同时获得“索雷尔奖学金”。后于当年3月赴法留学，进入巴黎高等矿业学校深造。同年9月转入索邦医学院预备班，并往文学院旁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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