活靶子。’”他把纸递给莱昂纳尔，“签字栏旁边，有他用铅笔写的批注：‘若此议不成，五年内必有大败。’”
莱昂纳尔展开纸页。在法文批注下方，竟有一行极细小的中文墨迹，像是被反复擦拭过，却仍顽强透出轮廓——是楷书，笔锋倔强：“铁轨所至，即吾土所至。”
他呼吸一滞。这字迹他认得。两年前在蒙马特画室，夏尔·加尼叶曾展示过一幅未完成的素描：李维业站在河内城墙下，仰头望着新栽的梧桐树苗，左手握着卷尺，右手执炭条，在随身速写本上画着铁路线草图。那时莱昂纳尔开玩笑说：“中校，您该去当工程师。”李维业大笑，用中文写了这八个字，又用法语补了一句：“可惜我的工程师，现在正给殖民部写辞职信。”
——原来那人，是李维业的华裔副官，广东新会人，姓陈。莱昂纳尔记得他总在晨光里擦拭一把旧式燧发枪，枪托内侧刻着“光绪三年”。
“陈副官还活着？”莱昂纳尔声音嘶哑。
“在河内监狱。”贝当说，“他拒绝签署认罪书，说‘李中校修的是路，不是坟’。殖民部想用他换回被俘的军医，但谈判拖了两个月……”他忽然压低声音，“明天上午十点，加普火车站有趟特快列车，经里昂开往马赛。车尾第二节车厢，乘务员名叫杜邦——让-皮埃尔·杜邦中尉。”
莱昂纳尔猛地抬头。方才在婚宴上自我介绍的年轻军官，此刻正站在花园入口，朝他们微微颔首。他制服袖口露出一截绷带，隐约可见暗红血渍。
“杜邦中尉三个月前在阿尔及利亚负伤，”贝当说，“但他申请调往远东医疗船队——理由是：‘我的绷带，比殖民部的公文更有说服力。’”
莱昂纳尔攥紧那张薄纸，指腹摩挲着李维业的批注与陈副官的汉字。远处教堂钟声敲响十二下，惊起一群栖息在栗树上的夜莺。它们扑棱棱飞向夜空，翅膀划开浓稠的黑暗，如同无数把微型匕首，刺向尚未破晓的天幕。
“婚礼后，”贝当忽然说，“我要回格勒诺布尔军营。但下周，我会带一份东西来——李维业中校留在巴黎公寓的全部笔记，包括他标注‘绝密’的十七页。其中一页，画着一张地图，上面用红铅笔圈出三个地点：河内、顺化、西贡。旁边写着：‘真正的战场，不在纸桥，而在内阁会议桌。’”
莱昂纳尔没说话。他仰头喝尽香槟，气泡在舌尖炸开细微的刺痛。这感觉如此熟悉——就像两年前在布洛涅森林，他第一次把铅笔削尖，对着埃菲尔铁塔的钢架素描，决心用线条对抗整个时代的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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