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次抵达，带来玻璃、钟表、火药配方，令朝中士人眼界大开。
苏绶趁机奏请设立“译馆”，选拔年轻官员学习海外语言文字，专司外交事务。正德大喜，亲自命名为“四夷馆”，并命苏绶兼领馆务。他在经筵讲《春秋》时特别强调：“古之华夷之辨，在德不在地。今四海交汇，唯以仁义待之，方能化干戈为玉帛。”
民间为之振奋，读书人争相报考译馆。有学子赋诗曰：“不羡金榜题状元，愿随苏公渡重洋。”一时传为佳话。
然而风暴并未停歇。
九月初九，重阳登高日。林清源巡视至浙江舟山群岛，发现一处隐秘船坞，藏匿改装战船十余艘，船上配备佛郎机炮，形制与西洋军舰无异。经查，此系徽州盐帮暗中打造，意图武力对抗市舶司征税。为首者竟是焦芳昔日管家焦七，化名潜逃三年，仍不忘为主复仇。
林清源当机立断，调集水师围剿。激战一日，焚毁战船八艘，俘虏百余人。焦七跳海逃逸，数日后浮尸岸边，手中紧握一枚玉佩??正是当年焦芳佩戴之物。
苏录接到战报，凝视玉佩拓片，久久不语。他知道，这枚玉佩不只是信物，更是一种象征：那个以权谋私、践踏民意的时代，虽已崩塌，但其阴魂仍在游荡。
他提笔写下第三道奏疏：《请定国是疏》。文中明确提出：“治国之道，首在立纲纪。纲纪者，非独刑律也，乃上下共守之公理。今日所谓公理，即是‘民为贵’三字。愿陛下明诏天下，将此三字镌于太庙石碑，书于科举章程，载入祖训家法，使万世子孙知：失民心者失天下，护民生者得长久。”
奏疏呈上，群臣议论纷纷。杨廷和忧心忡忡：“此举近乎改制，恐动摇国本。”李东阳却道：“国本何在？就在民心。若民心散了，再多的典章制度也不过是纸糊的墙。”王鏊拄拐而出，朗声道：“老臣愿联名具奏，支持苏公所请！”
十一月初一，经筵特开。正德亲自主持，议题便是《民为贵是否应列为国家根本原则》。三品以上官员悉数到场，六部九卿各抒己见。反对者称“尊君乃天理，岂容动摇”；支持者则引《尚书》“民惟邦本”、《孟子》“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”为据，力陈变革必要。
辩论持续三日。最终，正德起身宣布：“朕思之再三，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万民之天下。既然如此，治理这天下，怎能不听万民之声？从今往后，‘民为贵’三字，不仅是经筵讲义中的文章，更是我大明立国之精神！传旨礼部：明年会试策问，首题即为此文??《论民为贵如何落实于施政之中》。凡考生答不出实质举措者，纵然辞藻华丽，亦不予录取！”
圣旨既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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