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收到询问是乔治·布瓦耶扮演的秘书麦克昆。
他表示自己十点去了一趟死者的包厢后就离开了，随后和阿巴思诺特上校在自己的包厢里聊天凌晨两点，才互相告别。
随后他又否认了自己又抽烟斗的习惯，...
我离开巴黎那天，细雨如丝，塞纳河上浮着一层薄雾，仿佛整座城都浸在未干的墨汁里。蒙日广场的电车站台空荡，只我一人裹着那条从穆浮达街带出来的旧毯子，缩在檐下等车。毯子边角已磨得发毛，像被岁月啃过几口，却还暖——是房东太太临别时硬塞给我的，说“冷雨天，中国人骨头脆”，又怕我推辞，便用法语夹着南京话补一句：“你读《老卫兵》时，梭勒先生讲过，人要活得像火炉，不是烧自己，是暖别人。”
我低头摩挲着口袋里那张照片：索雷尔先生站在索邦圆顶下，左眼单片眼镜微微反光，嘴角微扬，像是刚讲完一句妙语，正等着听众笑出声来。照片背面“戒烟”二字墨色沉静，笔锋却有一处微顿，似是写到末尾时忽而停驻，又轻轻落笔收住——后来我才知，他那时已咳得厉害，医生禁烟三月，他却总在课间踱至窗边，手指无意识捻着空烟盒边缘，直到助教悄悄换掉他桌上所有烟草。
电车来了，铁皮车厢叮当摇晃，玻璃上水痕纵横。我坐在靠窗位置，看梧桐枝杈一帧帧掠过，黄叶坠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，被车轮碾过，碎成更细的金箔。车行至先贤祠附近，雨势稍歇，阳光忽然刺破云层，在穹顶青铜铭文上砸出一道灼亮的光带——“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”。我下意识摸了摸胸前衣袋，那里揣着一封未拆的信，火漆印是暗红的，盖着索邦文学院的徽章，一角还沾着点灰白粉笔末，像是他亲手封缄时袖口蹭上的。
信是前夜门房送来的。我没敢当夜拆。那晚我伏在笛卡尔街寓所的小桌前抄《生理学》笔记，窗外洋葱汤的余味与楼下面包坊的酵母香混作一团，手却抖得厉害。抄到“肾小管重吸收机制”一句，墨水洇开成一小片乌云，恰如我心上悬着的那团雾——他竟真的写了信？写什么？责备我食言？还是……劝我留下？
次日清晨我终于拆开。信纸是素白厚棉纸，字迹清峻，略带斜势，仿佛写字的人虽端坐，心却微微前倾：
“致我亲爱的、尚未照相的学生：
昨夜校订《动物庄园》最后一章，校样上‘风车’一节涂改七处，忽想起你初听福楼拜时，亦曾将‘弗雷德里克’的犹豫，解作对整个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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