午餐结束得比平时快得多。
当侍者撤走最后一道甜点的盘子时，乘客们的眼神里全是迫不及待。
“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二阶段吧！”乔治·布瓦耶第一个开口。
这位《费加罗报》的记者已经完全进入角色...
巴黎的冬天向来不讲情面。
我离开索邦医学院预备班那日，天是铅灰色的，云层低得几乎要压碎塞纳河上薄冰似的雾气。笛卡尔街公寓楼下，房东太太裹着一条褪色的紫红羊毛围巾，正用扫帚柄敲打结霜的窗框，听见我拖行李箱的声音，只抬眼瞥了一瞥，便又低头去拨弄炉膛里将熄未熄的炭火。那炭火微弱地吐着青白的烟，像一句没说完的告别。
我背着一只半旧的帆布包，里面装着几本医书、两册笔记残页——那本被莱昂纳尔先生朱批密密的《情感教育》批注本早已在苏伊士运河的湿气里烂成灰褐色的纸糊，只剩封皮一角还勉强认得出“Sorel”几个字母；另有一张他送我的照片，玻璃板蒙了层水汽，我用袖口反复擦了三次，才让那圆顶下微笑的侧影重新清晰起来：单片眼镜泛着冷光，手杖斜倚膝边，左袖口微微卷至小臂，露出一截苍白却筋络分明的手腕——那手腕曾在我递上笔记时轻轻叩过桌面，也曾在我因听不懂自然主义中“遗传决定论”而皱眉时，忽然搁下粉笔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矿井剖面图，指着其中一道倾斜的煤层说：“你看，人不是生来就该躺在哪一层里的。煤在地下埋三千万年，也未必见光；可若有人凿开岩壁，它便成了灯。”
我那时没应声，只低头看着自己指甲缝里洗不净的墨渍与药剂室残留的碘伏褐痕——那是我在蒙日广场实验室里配制生理盐水时蹭上的。他却忽然笑了一下，声音很轻：“你指甲缝里的颜色，比福楼拜笔下包法利夫人偷藏的砒霜还难洗。”
我愣住。他已转身去擦黑板，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，像一小片不合时令的雪。
火车是在里昂车站发的。我买的是二等座，车厢壁板上钉着几枚锈蚀的铜钉，挂着褪色的铁路公司招贴画：穿燕麦色工装的男子站在蒸汽机车前，手臂指向远方，标语写着“La France avance”（法兰西前进）。我坐定后，从包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——是临行前一夜，他在维尔讷夫家中写给我的信。纸是索邦文学院的公函笺，抬头印着橡树叶与月桂环纹章，字迹却极潦草，墨水洇开几处，像是写得急，又像是手有些抖：
> 周君如晤：
>
> 闻君将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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