扑在玻璃上，又迅速融化，蜿蜒成一道道水痕，像无数条微小的、奔向未知的河。车厢里暖气嘶嘶作响，比利时商人合上报纸，掏出怀表看了眼，嘀咕道：“晚点了，这该死的法国铁路。”我低头，指尖抚过信纸边缘被摩挲得微微起毛的折痕，忽然想起他研究室墙上挂着的那幅旧画——不是名家之作，只是学生涂鸦：一个穿矿工服的人站在高坡上，一手拄着镐，一手伸向天空，掌心向上，仿佛托着什么无形之物。画角用法文写着一行稚拙小字：“他托住的不是光，是尚未写出的名字。”
火车穿过一道漆黑隧道，再出来时，雪势渐密，田野覆上薄毯，远处农舍烟囱飘出青白炊烟，笔直地升入铅灰色天幕，竟似与教堂尖顶连成一线。我将信纸仔细叠好，放入贴身内袋，紧贴左胸。那里心跳沉稳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像隔着皮肉敲打一面蒙着旧鼓皮的小鼓。
抵达波尔多港时已是深夜。码头灯火昏黄，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拖出长长倒影，海风裹挟咸腥扑面而来，卷走最后一丝巴黎的寒气。我登上去马赛的渡轮，船身微晃，锅炉低吼，甲板上水手吆喝着收缆，声音粗粝而热络。舱内弥漫着咖啡、烟草与潮湿羊毛混杂的气息，几个西班牙水手正用扑克赌一瓶茴香酒，筹码是几枚磨损严重的比塞塔。我寻了张靠舷窗的木凳坐下，取出随身携带的矿务笔记，翻开一页空白处，开始默写梭勒信中提及的开平煤矿工约条款。写至“童工不得逾十岁，然查实多在七岁入井”一句时，钢笔尖忽然滞涩，墨水在纸上洇开一小团深蓝，像一滴凝固的泪。
次日清晨，轮船停靠马赛老港。我拖着箱子踏上跳板，脚下石阶被海水浸得黝黑发亮，两侧货栈堆满麻包与柚木箱，空气里浮动着咖啡豆、香料与鱼腥的复杂气味。港口工人赤着脚在湿滑石板上奔跑，脊背弯成弓形，扛着比人还高的麻包，汗珠顺着古铜色皮肤滚落，在石阶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、转瞬即逝的暗点。我驻足凝望，忽见一个少年工从麻包堆后探出头来，约莫十三四岁，脸颊瘦削，颧骨高耸，眼睛却亮得惊人，正飞快剥开一枚橙子，掰下一瓣塞进嘴里，汁水顺着下巴流下，他伸出舌头舔掉，动作熟稔得令人心颤。
那眼神，竟与梭勒研究室墙上涂鸦里矿工伸向天空的手掌，奇异重合。
我摸出怀中那封信，再次展开。这一次，目光停在“S-1879”编号上。1879——正是他出生之年，也是他名字中“莱昂纳尔”的数字命理学隐喻：L=12, E=5, O=15, N=14, A=1, R=18, 总和65，再相加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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