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猫酒吧在蒙马特区的罗什舒阿尔街，离“洗船坊”不远。
这家酒吧1881年开业，是巴黎第一家“艺术酒吧”。老板罗道夫·萨利堪称19世纪大冰，还是个诗人兼歌手。
他把这里打造成了前卫艺术的实验...
巴黎的冬天向来是吝啬的，寒气不似北地那般暴烈，却如细针密缕，无声无息钻进衣领、袖口、鞋帮，再沿着脊椎缓缓爬升，直抵后脑。我离校那日，雪未落，天却低垂得厉害，铅灰云层压着先贤祠尖顶，塞纳河上浮着一层薄雾，像一张半透的旧纸，遮住了对岸奥赛码头的轮廓。行李不多：一只樟木箱，内装几册矿务笔记、两本严译《天演论》与《老卫兵》，还有那本被红笔密密批注过的文学笔记——虽已毁于苏伊士运河的潮气，可那些字迹，竟比墨痕更深刻，在我脑中日夜浮现，仿佛梭勒先生的声音仍在耳畔：“你将这个人物的动机理解得偏了……小说人物不是傀儡，他有自己的逻辑。”
火车自奥尔良站启程，我坐在三等车厢角落，窗外梧桐枝干嶙峋，枯叶尽脱，只余铁色枝杈刺向天幕。邻座是一位戴圆框眼镜的比利时商人，正翻看《费加罗报》，头版赫然印着“德雷福斯案新证再起波澜”，副标题小字：“索雷尔教授昨日于法兰西学院公开质疑军事法庭原始笔迹鉴定”。我心头一跳，手指不自觉抚过衣袋——那里藏着一封未拆的信，信封右下角印着索邦文学院的火漆印，蜡封上压着一枚小小的银质手杖头徽记，正是他常拄的那支乌木手杖末端所嵌之物。
信是前夜门房递来的，说是一位穿深灰大衣的先生亲自送来，未留名，只道“请务必待离校后再启封”。我捏着信封，指腹触到蜡封微凸的纹路，像摸到他单片眼镜镜框的冷硬弧度。火车缓缓驶过凡尔赛，窗外闪过一排排被霜染白的栗树，我终是撕开了封口。
信纸是索邦特供的米白色厚纸，字迹清峻而迅疾，墨色浓淡有致，仿佛执笔者一边写一边踱步，笔尖在纸上留下轻微的顿挫：
> 周君如晤：
>
> 闻君将归，思之怅然。非为私谊，实因所见者深——君临窗听讲时眉间蹙而不展，读左拉《萌芽》页边所注“此非矿工之苦，乃人之失语”一句，竟令我搁笔良久。中国矿工之状，我曾托里昂友人抄录开平煤矿工约三份，附于信末。彼处煤层倾角陡峭，巷道高不及五尺，童工日掘十二时辰，肺腑积炭成黑，咳出之痰凝如沥青。然其苦，岂止于身？君言“医中国人之病不在身体，在精神”，此语甚切，然精神之病根，常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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