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不知道为什么，月票番外不是完整版，只有半篇，我人都麻了，现在补全一下，已经投票的可以看这里。）
巴黎也无非是这样。塞纳河畔的梧桐叶黄了的时节，望去确也像镀金的波浪。
但树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“清国留学生”的速成班，头顶上盘着大辫子，在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，形成一座爱斐尔-梭勒铁塔。
也有解散辫子，盘得平的，除下帽来，油光可鉴，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，还要将脖子扭几扭。实在标致极了。
公寓房东太太的起居室那里有几份报纸可看，有时还值得去坐坐；倘在下午，临街的那间小客厅里倒也还有些阳光。
但到傍晚，楼上的琴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，兼以满楼梯烟草气缭绕；问问精通时事的同学，答道：“那是在练华尔兹。”
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如何呢？
我就往索邦医学院的预科班去。从卢森堡公园出发，乘电车不过三刻钟，便到一处站台，写道：蒙日广场。不知怎地，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。
其次却只记得先贤祠了，那是许多法兰西大贤安息的地方。医学院预科班是一座灰楼，并不高；冬天阴冷得厉害；中国学生倒有五六人，都在预备班里。
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。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，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，倒挂在水果店头，尊为“胶菜”；福建野生着的芦荟，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，且美其名曰“龙舌兰”。
我到巴黎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，不但得了“索雷尔奖学金”，即便换了学校，也还有几位先生为我的课程操心。
我先是住在穆浮达街的一个公寓里的，早春还颇寒，壁炉却已经停了，后来向房东要了条旧毯子，裹了全身，只留两只手翻书。
在这呵气成霜的屋里，竟也读完了厚厚一本《生理学》，居然没有生病。
房东包餐的面包奶酪也不坏。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公寓太靠近酒馆，我住在那里不相宜，几次三番，几次三番地说。
我虽然觉得酒馆的喧哗和我不相干，然而好意难却，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。
于是搬到笛卡尔街，离酒馆确也很远，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洋葱汤。
医学课自然是紧要的，但我那时不知怎地，心里总觉无所寄托。
在南京时便常读严几道译的《天演论》，又见他译的《老卫兵》《故乡》——那作者唤作“朗拿度·梭勒”的——字里行间透着悲悯与智慧，教人看了，非得长叹一声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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