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3年6月21日，伦敦东区，一片废弃的煤气厂空地。
这里被临时改造成了露天剧场，场地里搭建的半圆形木制看台，能容纳近两千人。
看台对面，是一个用粗木围栏圈起的场地，地面铺着潮湿的锯末，...
莱昂纳尔坐在马车里，双手交叠在膝上，手杖横置其上，顶端银箍被午后阳光镀出一道冷光。窗外，塞纳河泛着碎金般的波纹，两岸垂柳新绿如烟，布洛涅森林的轮廓在远处缓缓退去，像一幅被水洇开的素描。他闭着眼，却并未入睡——眼皮底下，是屠格涅夫那双枯瘦的手，指节凸起如老树根，皮肤下青色血管蜿蜒如地图上的河流；是波琳娜夫人靠在屠格涅夫肩头时微微颤抖的睫毛；是那本摊开在膝头的笔记本，纸页边缘已被摩挲得发软卷曲，墨迹深浅不一，有些字写到一半便断了，仿佛力气被疼痛突然抽走。
他睁开眼，望向车窗映出的自己：三十七岁，鬓角已有一缕灰白悄然渗出，像未干透的墨渍。不是衰老，是蚀刻。这蚀刻来自一场场葬礼——少雷墓前未落尽的春雪，左拉灵堂里过量的百合香，马克思棺木沉入泥土时那一声闷响，还有今天，莱弗雷讷庄园木屋内，屠格涅夫呼吸间细若游丝的嘶鸣。四个月，四位大师。他们不是被时间杀死的，是被时间赶着走的。而他自己，正站在一条越来越窄的桥上，身后是逝者堆叠的碑林，前方是尚未落笔的空白稿纸。
马车驶入巴黎市区，街景由静谧转为喧闹。报童举着《费加罗报》奔跑，油墨未干的头条赫然印着：“德雷福斯案重审！军方证据遭质疑！”——这名字像一枚生锈的钉子，猝不及防扎进莱昂纳尔的太阳穴。他想起1898年，左拉那封《我控诉！》如何撕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虚伪的绸缎，而卡尔先生在伦敦病榻上听闻此事时，咳得几乎撕裂胸腔，却仍用颤抖的手在信纸上写下：“……正义不是法庭的判决，而是良知在黑夜里的呼喊。”那时卡尔已知自己时日无多，却仍把最后一点气力，掷向千里之外的不义。
莱昂纳尔喉结滚动了一下。他摸向西装内袋，指尖触到一张硬质卡片——那是三天前收到的邀请函，烫金字体：“龚古尔学院晚宴，七月七日，卡尔·马克思宅邸”。落款处还有一行小字：“请携新作片段，诸君静候《泰坦号》续篇。”他未曾回复。不是推辞，是不敢。《泰坦号沉没》出版后，赞誉如潮，可只有他自己清楚，那艘巨轮沉没的每一道裂痕，都对应着他内心某处崩塌的堤岸。露丝改名萝丝·杜松，并非仅是文学隐喻——那是他亲手为一个被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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