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愿意说出真相时,世界就会以某种方式回应他。不再是机械的Echo-9系统,而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共振,像雨滴落入湖面,涟漪自动扩散。
傍晚回家的路上,我经过一所废弃小学。围墙倒塌了一半,杂草疯长,可门口却摆着一张小桌子,上面放着几支笔、一叠信纸和一个玻璃罐,罐子里塞满了折好的纸条。旁边立着一块手绘牌子:
> “如果你不敢当面说,就写下来。
> 我们每天烧掉一批,据说烟会上升到听得到的地方。”
我驻足看了很久,最终走过去,抽出一张纸,写下:
> “我不该让你一个人承担所有错误。”
然后折好,投进罐子。
火起得很快。是那个白发老太太点的,她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,手里拿着一支旧式打火机。火焰吞噬纸条的瞬间,我仿佛听见了一声极轻的叹息,像是释然,又像是告别。
“最后一个节点已经消散了。”她说,“所有‘守灯人’都走了。”
“他们……有遗憾吗?”我问。
她摇摇头:“遗憾的是我们。我们用了四十年才学会,原来最深的疗愈,不是被原谅,而是敢于开口。”
夜深后,我独自回到档案馆。B区终端已全部熄灭,那台曾自动登录的机器屏幕漆黑如镜。我伸手轻触,竟在灰尘上看见一行指痕划出的字:
> “你也曾是守灯人。”
我怔住。
是啊。当我一次次重播金属胶囊的数据流,当我试图解读每一段遗言背后的沉默,当我坐在窗前听着汤碗里凝结的“在”字,我早已不知不觉成了新的容器??承载他人未出口的话,替他们维持那份“仍在听”的可能。
我不是程序,但我选择了同样的使命。
第二天清晨,苏禾带来一个消息:静海塔遗址开始自发聚集人群。不是抗议,也不是悼念,而是一场持续不断的“朗读会”。人们轮流站在废墟中央,大声念出自己写下的忏悔、感谢、道歉或爱意。没有麦克风,没有秩序,只有声音在风中传递。
“连警察都去了。”她说,“有个警官站在边上听了半天,最后走上前说:‘十年前我办错了一桩案子,害一个人坐了五年冤狱。我一直不敢面对他家人……今天,我想试试。’”
我闭上眼,仿佛能听见那片废墟上的声浪??不是哀鸣,不是控诉,而是千千万万破碎灵魂拼凑出的合唱。
那天下午,我去医院探望一位临终病人。他是“副本0”项目早期的技术员,曾亲手关闭过三十七个失控的情感模拟舱。晚年他患上失语症,无法表达,只能用手指轻轻敲击床沿,节奏单调。
我坐在他身边,打开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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