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舱室的通道口，传来一阵略显急促的脚步声和压低的中文交谈声。是中国“海巡173”号特勤队的队长李剑，他带着两名队员上到了舰桥。李剑的脸色有些严肃，径直走向赵子龙。
“赵警官，”李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满，“我们的人在协助B组搜索下层轮机舱附属区域时，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电子设备间，里面有疑似数据服务器的机架。按照联合行动协议和多国登临检查规范，这种可能包含关键证据的电子设备，应该由各方认可的电子取证专家共同处理，避免单方面操作导致证据污染或损毁。但你们的B组负责人坚持要先由他们的技术人员进行初步镜像和提取，理由是‘时间紧迫，防止可能的远程擦除’。”
赵子龙转过身，面对李剑，神色平静：“李队长，情况特殊。这艘船有自动应急程序的迹象，数据服务器很可能设有触发式销毁机制。我们的技术人员有处理类似高风险电子证据的经验和装备，优先进行物理隔离和快速镜像，是标准操作程序（SOP）的一部分，目的是保全证据。我们会在镜像完成后，立即将原始介质和镜像副本交由联合调查小组共同分析。”
“但你们的‘标准程序’并未在行动前与所有参与方充分沟通并取得明确授权。”李剑语气坚持，虽然克制，但立场鲜明，“这是多国联合行动，不是某国的单边行动。程序的合法性、证据链的完整性，对后续可能的法律程序至关重要。我方建议，立即暂停对服务器的操作，等待我方和国际刑警指定的电子取证专家到场，共同监督下进行。”
这是理念和程序上的摩擦。赵子龙代表的国际刑警和西方执法体系，更倾向于在紧急情况下，由现场最具专业能力的单位采取果断措施保全证据，事后再进行协调和确认。而李剑代表的中方，在涉及主权和司法敏感性的联合行动中，尤其强调程序的正当性、透明性和共同参与性，避免留下任何可能被质疑的证据瑕疵或程序漏洞。
苏眠抬起头，看了看两人，又低头继续监控数据，没有插话。这是指挥层需要协调的事情。
沈渊在北京的屏幕上静静看着。这种摩擦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多国联合行动，不同法律体系、操作习惯和利益考量下的磨合，必然存在。关键在于如何化解，不影响行动核心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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