璋，”
陈善的目光更加复杂，
“他出身赤贫，乞讨、和尚，可谓根正苗红的农民（或流民）。
他的起义，初期具有强烈的反抗元朝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色彩。
但是，当他一步步壮大，尤其是攻占集庆（金陵）之后，他的性质就开始变了。
他重用李善长、刘伯温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，依靠徐达、常遇春等将领（其中不少也非纯粹农民出身）组成的职业军队。
他打天下，同样需要争取地主士绅的支持，需要他们的钱粮、他们的治理经验。
他推翻元朝，本质是取代元朝蒙古贵族集团，与汉人地主士绅集团重新结合，建立一个新的、以朱明皇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。
他或许因为出身，对农民的苦难有更切身的体会，执政后会采取一些休养生息、抑制豪强的政策，让农民负担减轻一些。
但这改变不了其政权的根本性质——依旧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！
土地兼并这个根本矛盾，在他死后不久的明朝，依然会愈演愈烈，直至王朝末期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”
陈善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。
他清晰地认识到，刘邦和朱元璋的“成功”，恰恰在于他们超越了纯粹农民起义的范畴，
巧妙地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，同时又与旧有的、掌握着知识、
财富和组织能力的精英阶层（地主士绅）达成了妥协与合作，最终完成了王朝的更迭，自身也蜕变为新的封建统治核心。
“那么，李自成呢？”
陈善的思绪回到了明末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，
“他或许是最接近‘真正农民起义’定义的一个。
‘均田免赋’的口号直指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核心，他的大军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明朝的官僚地主体系。
但是，他败了。
败得很快，很彻底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陈善自问自答，总结着后世的分析，“除了战略失误、外部压力（清军入关）等原因，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：
第一，他未能有效解决起义军内部的腐化和纪律问题，进入北京后迅速丧失民心；
第二，他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和有效的政权组织形式，流寇主义色彩浓厚；
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——他彻底站在了整个地主士绅阶级的对立面！
他的‘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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