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第二个疑虑，爱弥儿，关于‘决定论’的。
您的理论似乎认为，一旦设定了人物的遗传疾病和所处环境，命运就如同物理定律般不可更改。
这种对人性的判断，是否过于简单、粗暴了？”
他顿了顿，用了一点时间寻找着恰当的比喻：“一个人酗酒，可能是因为遗传的脆弱，可能是因为贫困的压迫，但也可能只是因为莫名的空虚和厌倦。
这种选择的偶然性，真的能被遗传和环境完全涵盖的？
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，那么俄狄浦斯的挣扎、哈姆雷特的犹豫……甚至您笔下《萌芽》中那些工人的反抗……这些作品里的悲剧和力量又从何而来？
这些人类不屈从于命运的瞬间，不是闪烁着文学最动人的光芒吗？”
于斯曼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：“有点道理。绝对的决定论，确实显得……乏味。”
左拉的眉头紧锁：“但我们揭示的是规律！是社会和生理的必然性！……”
他有些说不下去了，因为莱昂纳尔也用了他的作品举例。
莱昂纳尔坚持自己观点：“第三点，关于作家的‘客观性’。您要求作家像科学家一样冷静中立，不介入叙事，不进行评判——
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”
塞阿尔惊讶地问：“悖论？你在《老卫兵》里，不就是这样做的吗？”
莱昂纳尔看向他：“如果《老卫兵》真那么‘冷静’，为什么大家还会同情‘老卫兵’呢？”
塞阿尔一时语塞。
莱昂纳尔又转向左拉：“爱弥儿，当你选择描写矿工，而不是贵族时，本身就带着强烈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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