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知道，这样一篇用典雅文言写就的，最多只能在开明士大夫以及接受了旧式教育的塾生的小圈子里流传，终究是隔靴搔痒。
真正的变革力量，蕴藏在那些读不懂“之乎者也”，却能在白话故事中照见自身悲欢的普通人当中。
他放下译稿，沉思良久，然后提起笔，决定给严复写一封回信。
【尊敬的严复先生：
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，得知您与萨镇冰先生一切安好，并在格林威治学业精进，深感欣慰。
随信附上的译稿，使用的是中国知识阶层通行的高雅文体，如同拉丁文之于欧洲，想必是期望它能被学者文士接纳与重视。
对此，我深表理解与尊重。
然而，请原谅我或许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一点浅见。
我创作《老卫兵》之初衷，并非仅为博取文人雅士一笑，更在于描绘普通人的生存状态，以期引发更广泛的共鸣。
在法兰西，的生命力源于它逐渐走出沙龙，市民都可以阅读、谈论。
据我所知，在中国，除了这种高雅的文体，还有一种更接近市井百姓口语的语言，才是的主流。
……
随信寄回您的译稿，请查收。
再次感谢您的厚谊与努力。
您诚挚的，莱昂纳尔·索雷尔】
莱昂纳尔没有直接批评严复的文言译文，而是通过表达对受众和功能的思考，委婉地提出了“白话翻译”的可能性。
莱昂纳尔也没有在信中提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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