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学原本就该让麻木者惊醒，让骄矜者低头，让温柔者微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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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兰西自巴士底狱倒塌那日起，便惯于在废墟上审问自身。我们的父辈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，又在皇帝的鹰旗下重新下跪；他们曾把圣像扔进塞纳河，又在圣母院的回声中痛哭。
如此反复，岂不正是一场长达九十载的怪胎秀？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畸形历史诞下的怪胎，带着旧制度的胎记与革命的伤疤，却还要在第三共和国的晨曦里佯装新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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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还说文学应追求“真善美”——我无意反驳这神圣的三位一体，只想追问：真，是否只容得下匀称的五官？善，是否只眷顾健康的四肢？美，是否在畸形面前必然转身离去？倘若如此，那么美也太怯懦，善也太市侩，真也太贫乏。
雨果先生在《巴黎圣母院》里让卡西莫多敲钟；戈蒂耶在《莫班小姐》里借异装者之口嘲笑道学；左拉先生让矿区肺痨者发出悲鸣。他们何曾害怕过怪胎？相反，他们深知，唯有把怪胎置于光下，才能让庸常之恶的阴影无处遁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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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或许担忧，这样的文学会把社会引向“感官的放纵”与“趣味的败坏”。恕我直言，巴黎的趣味早已败坏——在交易所的铜臭里，在官场的媚笑里，在沙龙精致而空洞的恭维里。与其担忧文学败坏趣味，不如担忧趣味败坏了文学。
倘若我们连一个虚构的怪婴都无法容忍，又如何容纳现实中那些因贫困而佝偻的织工、因梅毒而溃烂的兵士、因饥饿而眼窝深陷的儿童？怪胎并不制造丑陋，只是暴露丑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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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请允许我回到马戏团。在马戏团散场的夜里，我曾见过一个侏儒把观众遗落的花束拾起来，编成小小的花环，送给门口卖栗子的老妇人。那一瞬，我懂得了何谓高贵：高贵不是拒绝怪胎，而是在怪胎身上认出自己；不是捂住眼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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