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意义即减杀，而心气依理而行所成之道德即为他者之下道德，其依‘存有论解析’之方式说性，非先秦儒门言性之本义，此亦是其道德意义减杀之故。”
“而我的本体，世界观，却是呼吸同出，互相联系。”
“二者截然不同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朱子的理，只为存在，不如我的普世论。”
皇帝方才的论点，再度被李贽提到，不少人都隐晦看了皇帝一眼。
朱翊钧感受到目光落到自己身上，注意力却并未从袁洪愈身上分出去。
诚如李贽所言。
即便袁洪愈进行了格物致知的重构，也逃不出朱熹学说根本的问题所在。
朱熹的本体论，是客观的静态的理，并不具有本体应有的创生意义。
人只能通过认识外在的‘理’而行动，只能在外在他者道德的之下而生存，人自身无法在实体本体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实践。
所以，朱子的理，只能合乎于世，而不能实现人所存在应有的、独一无二的、区别他人的超脱——人的自由、自由王国等等，都是舶来的概念，如今土生土长形而上概念，叫做超脱。
简单而言，朱熹的理论，教人怎么做外界需要的人，却不能让人自我超脱，消抹了人的自发性。
而李贽的普世论，却是发源于王学。
其当先便承认了自我的超然，然后才推己及人，继而抽象出了普世的概念。
这是路径的不同，视野的不同。
朱子的理，是天然规范，李贽的理，是后天实践。
袁洪愈并未逃避这个问题，慨然做出回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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