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是作为南方政治丶经济丶文化中心的天下第一等繁华——自然有其原因。
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包囊江淮运河的发达水系，千年培育的人文气息，等等内因。
内因是理所当然的，值得应天府百姓自矜自夸。
当然，也有外因，譬如它的名头，「南京」二字，这是政治赋予的额外能力。
外因就不那麽理所当然了，往往令人患得患失。
没人能够否认，政策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。
东边一些的崇明，几年前还是不毛之地，在政策优容的影响下，短短六年就逐渐有了气象。
南直隶的几个盐课提举司，一朝被划归山东盐政衙门治下，淮安几城立刻显得疲软不能。
这就是看得见的大手。
就像南直隶应天府城作为本朝两大都城之一，虽然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，南京作为留都地位有所下降，但其城市规制仍旧理所当然地保留了「京城」的宏伟框架与煊赫气象。
名流大儒自认学生的江南贡院，高官显贵往来不绝的南京部院，天下半数赋税汇集的南京国库……都是作为「京城」的附带，成就了眼下的南京城。
那麽，独属于「京城」的优容，能不能理所当然地维系下去？
这个节骨眼上，有太多人为此思索担忧。
这份担忧自然不是无端由来。
事实上，在万历皇帝出宫南巡之时，这股风便开始刮起来了。
随着皇帝途径顺天府丶河间府丶济南府，距离江南越来越近，这股风也刮得越演越烈。
在上月下旬，也就是九月二十一日的时候，行在通政司在邸报印发了文章《新政正在起变化》，一方面表明皇帝这次南巡的目的在于继续推进新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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