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区别？
既然如此，那肯定不能纠到办报的儒生身上——当初徽州府都敢顶着中枢出一本《本府无豪右申文》，他们这些身居高位的南直隶官吏，能有什么不敢阳奉阴违的？
但中枢那边也得交代。
好在，散布揭帖的，可不止官场士林。
给官府找麻烦的刁民也不在少数，隔三差五说这位知府贪污了，那位主事鱼肉百姓了，不给个说法就四处散布揭帖，小报，戳官老爷们的脊梁骨，实在烦不胜烦。
戴洵与吴自峒便正好趁机自查自纠的机会，说是奉中枢的命令，将这些散布揭帖的刁民抓了典型，一股脑送去刑部。
既交了差，又给出了气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只可惜，李春芳那边并不认账。
吴自峒闻言心中越发烦躁：“凭甚开释？彼辈散布谣言，难道不该查纠么？”
大明朝从嘉靖朝孕育舆论以来，无论士林，还是坊间，都有一套成熟的运用方法。
就以刁民与官府而言。
起初刁民们一遇不公，便是在揭帖上揭官老爷的短处，官府生怕闹出事来，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认输投降，将大明律这个厕纸重新请出来，认真办案。
过了十几年，官府发现，几份揭帖，小报而已，好像闹不出什么事情来。
官府终于悟了，于是格外干脆装死，大小事件没有回应就是最后的回应。
刁民们一看，这不行啊！
于是又使出新招，既然官府装死，那就替官府回应。
捕快奸淫妇女了，刁民们就四处说是知县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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