; 礼部当头一棒，呵斥其“妄揽事权，令回南京管事。”
但所谓前赴后继，继任的太监毕真，再度上奏揽权，“旧例泛海诸船，俱市舶司专理，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，乞如旧便。”
当然，这种出于内廷揽财的动机，立刻被科道回以“不许往来，私通贸易，番舶非当贡年，驱逐远去。”
火一旦烧起来，就止不住了。
此例一开，土官流官、中枢地方、东南沿海，先后下场，掐得是头破血流。
任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，上奏允许船舶通航，并对往来船舶实施抽分之法；广东右参议陈伯献当即上疏弹劾上司吴廷举，言此举“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，私置兵器，纵横海上，为地方害。”
对此，礼部认同了后者的做法，“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”；而广东巡抚林廷选等人，则是对礼部的命令置若罔闻“因循未止”。
浙江大户，故太子少保何诏的次子御史何鳌，高举外藩威胁论，言外藩“前年驾大舶突进广平省下，铳炮之声，震动城廓”；而时任广东都御史的陈金，反唇相讥“海贸开源，以备军饷之用，可仿制铳炮。”
这场争斗一直持续了十余年。
从正德三年开始，两派撕咬不断，政策摇摆不定。
直到正德十六年，武宗皇帝崩于豹房。
皇帝驾崩的第二天，内阁首辅杨廷和，便下令驱逐在京外藩——“哈密及土鲁番、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，俱给赏，令还国。”
广东地方也终于结束了摇摆，对弗朗机人实施搜捕，甚至引发了震动一时的广东屯门海战，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，宣告了正德海争的结束。
当然，雁过留痕，正德开海虽败，但好歹是留了些历史文件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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