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了，连面和心不和都难以做到。
与此同时，张居正的心态和行事方式，在遭遇此事后，也发生了剧烈改变——居正自夺情后，益偏恣。
各自走向极端之后，国事又怎么可能按部就班得好下去呢？
守孝啊守孝。
连朱翊钧身为皇帝也觉得棘手万分。
历史上万历难道没支持张居正夺情么？
左一句“今宜以朕为念，勉抑哀情，以成大孝”，右一句“元辅朕切倚赖，岂可一日离朕，父制当守，君父尤重”，说得还不够么？
没用。
皇帝哪里大得过礼法，你有刀兵廷杖，我也有青史昭昭。
那是没有国朝故事吗？那复起的大学士可太多了。
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，十月起复；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，随即起复；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，九月起复；成化二年三月李贤丁忧，五月起复，比比皆是。
同样没用。
祖宗成法这个时候就不好使了，还得看《礼记》的原教旨主义。
所以，朱翊钧必须未雨绸缪。
而此事的铺垫，要润物细无声，从微末官员开始，所谓金革无避古有训，起应徵辟从驰驱，守孝百日，就可以出来干活了。
至于后面？大明朝内忧外患，还怕少了外敌？
人心的惯性，具有无穷力量，朱翊钧自然要善加运用。
等夺情夺个几年，大家都养成习惯了，届时张居正再夺情，就能堵住卫道士的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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