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立国二百余年，机体不可避免地日益臃肿庞大，官僚系统尤为显著。
但与之相应地，朝廷对官员的考核，亦是日趋严格——至少在制度上是这样拟定的。
明初定制，京官考察，即行黜陟于考满之时。
也就是不定期考察。
皇帝遇到事情，想起来就查一查，看看下面瞒自己狠不狠。
到了天顺八年，也就是建国近百年时，京察终于形成了定制——“每十年一次举行，不拘见任、带俸、丁忧、公差、养病、省祭等项，俱公同本衙门堂上官考察。”
而到了弘治十七年。
在吏部郎中黄宝、吏部尚书林瀚、吏科给事中许天赐等人的不断上奏下，京察改为了六年一次——“令两京吏部各会同都察院并各衙门堂上官从公考察，今后每六年一次，著为令。”
而到了正德以后，六年一次也嫌久。
又诞生了所谓的闰察——也就是六年一次之外，额外视情况临时增察。
譬如高拱掌内阁之后，没到大察的年节，又想犁一遍官场，便借风霾以行闰察。
而除了按年的京官大察之外，吏部亦有针对官员为官年限的考核。
为官满三年一次，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，汇送覆核以定黜陟。
二者方式都大同小异，五品及以下，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会同考察，四品以上，则由皇帝亲自决定去留。
总之，这一大一小的考察，在制度上覆盖京内京外，大小官吏。
到了如今的万历朝，张居正提出考成法，便是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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